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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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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9-12-14 1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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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对全球金融体系和世界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改变了世界经济发展格局,改变了全球贸易投资、产业分工和经济治理的发展态势。国际金融危机加速了中国经济的崛起,提升了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国际金融危机也改变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加速了金融风险的积累。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是中国当前面临的一项重大考验,要通过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体系、深化供给侧结构改革、实现全面对外开放、实现经济的转型升级,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

【关键词】国际金融危机 影响 中国经济 金融风险 化解

【中图分类号】F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47(2018)09-0038-03

【DOI】10.19632/j.cnki.11-3953/a.2018.09.006

      10年前的2008年9月,美国次贷危机演变成为国际金融危机,对全球金融体系和世界经济产生巨大影响。国际金融危机改变了世界经济发展格局,发达经济体整体经济实力和地位相对下降,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中的实力和地位大幅上升;改变了全球贸易投资、产业分工和经济治理的发展态势,导致全球贸易低速发展,国际投资低迷、波动大,阻碍了产业的国际分工和全球价值链的进一步发展,促进了全球治理的变革。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国际金融危机加速了中国经济的崛起,加速中国金融风险的集聚。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成为中国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一、国际金融危机加速了中国经济的崛起

      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巨大影响之一是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中国经济的崛起首先体现为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超过世界平均增长速度和远超过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国际金融危机前,中国经济已处于高速增长阶段,1998~2007年实际GDP年均增长9.9%,是同期世界年平均增速的2.36倍、美国年平均增速的3.3倍。国际金融危机时期,中国经济仍然表现得一枝独秀,成为世界经济稳定和增长的最大贡献者;2008年和2009年中国经济的实际增速分别为9.6%和9.2%,同期世界的平均增速为3.0%和-0.1%,同期美国的增速为-0.3%和-2.8%。[1] 国际金融危机后,2010—2017年中国实际GDP年平均增速约为7.9,同期世界实际GDP年平均增速约为3.8%,发达经济体的增速约为1.9%,美国的增速约为2.15%。[2] 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使中国相对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地位迅速提升,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30%。

      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实力体现在:第一,按市场汇率计算,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2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制造业国和第一大货物出口国,中国长期保持为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第二,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购买力平价计算,2014年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第三,中国的FDI流出额和流入额分别于2016、2017年列世界第2位。第四,2016年人民币成为SDR的篮子货币,在五大货币中的权重中排名第3位,金融市场规模跃居世界前3位。第五,2017年中国进入世界500强企业120家,接近美国排第2位,专利申请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前列。第六,中国成为全球经济治理改革的积极参与者或主要倡导者,是“一带一路”合作的倡议者和主要建设者,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主导者,是金砖国家合作和金砖国家银行的主要推动者,是G20的积极参与者。中国经济的崛起是中国自信的基础,是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本钱。

二、国际金融危机加速了中国金融风险的积累

      国际金融危机带给中国的既有历史机遇又有重大挑战。其机遇就是加速了中国经济的崛起、综合国力的提高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其挑战主要反映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的恶化和内部金融风险的积累。

      1978年以来,中国充分利用和平与发展的国际环境,实行改革开放,实现了经济高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0世纪80年代初,美英两国政府率先采纳新自由主义政策,推行经济自由化和全球化,逐渐形成华盛顿共识并向全世界推广。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和东欧国家的经济转型,加上中国市场经济导向的改革,扩大和深化了世界经济的自由化、市场化和全球化。中国充分利用发达国家的资金、资源、技术和市场,使其成为经济快速崛起的重要驱动力。但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逐渐发生变化,近年加速恶化。第一,美国的一些经济学家和政府官员把产生国际金融危机的原因归结为美国的巨额贸易逆差与中国的巨额贸易顺差的失衡,把贸易逆差产生的问题归罪于中国,中国成为美国政治家们的争论和攻击的对象,中美经济战略的合作环境削弱,中美经济的竞争环境增强、甚至出现对抗的趋势。第二,为解决制造业和产业工人的困境,国际金融危机后美欧等发达国家提出“再工业化”计划,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必然影响国际分工的深化,阻碍全球价值链的进一步发展,减缓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发展速度。第三,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催生的逆全球化思潮、贸易保护主义和“美国优先”政策,导致中美贸易冲突升级,全球贸易投资环境恶化。第四,国际金融危机时期,美欧等发达国家为应对危机纷纷采用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国际流动性泛滥;近几年,美国等发达国家又开始采取收缩的货币政策,引起国际短期资本大量流动;美欧等发达国家的货币金融政策的快速变化导致国际金融市场剧烈波动,新兴市场国家频频出现金融危机,国际金融环境恶化。

      国际金融危机也导致了中国的债务及金融风险快速积累。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和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中国政府采取了积极应对措施。最初,中国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金融政策和产业政策,把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降低到最低程度,稳定了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保持了国内经济的中高速增长。但受到2015—2016年的第二波外部冲击后,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开始进入低迷增长阶段,进出口贸易出现负增长或低速增长,利用外资也出现负增长或低速增长,产能过剩逐渐严重。积极财政货币政策的结果就是债务的快速增加和负债率迅速上升。从2008年到2017年,我国总体负债率从140%上升到了260%,实体经济的杠杆率从141.3%上升到242.1%;其中,居民杠杆率快速增长,从17.9%上升到49%,激增了30个百分点,高于国际上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的平均水平;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从95.2%上升到156.9%,处在过高水平,并且高杠杆率与中小企业融资、融资贵同步存在。[3] 外向型经济增长低迷导致产能过剩、不良贷款增加、僵尸企业增加和债务违约增加。最为严重的是地方政府的实际负债率、非金融企业的负债率迅速上升,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障碍和产生金融危机的隐患。

      目前,中国面临的主要金融隐患:一是互联网金融的违规经营及其风险。互联网金融是一种金融创新,在促进金融发展的同时也存在大量的违法违规经营,其泡沫的膨胀及其崩溃可能会带来系统性的金融风险。二是房地产金融风险的积累和泡沫形成。金融支持房地产发展是金融的职责和使命,但是国际金融危机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房地产金融容易泡沫化,其泡沫的破灭很容易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三是中美贸易战可能产生的多米诺骨牌效应风险。中美经贸、货币和金融政策的分化对利率、汇率和资本市场的稳定产生重大冲击,可能导致中国的利率走高、汇率剧烈波动和短期资本投机性流动加剧,对中国的金融稳定不利。中国金融风险积累带来的主要问题:一是宏观杠杆率过高,制约金融对经济持续发展的支撑作用,容易出现系统性的债务危机;二是非金融企业债务率高,增加了企业经营成本,制约了企业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和能力;三是错综复杂的地方政府的债务,制约了地方区域经济的健康发展,出现隐形的债务危机;四是金融资源脱离实体经济运行,容易导致虚拟经济虚假繁荣,出现金融泡沫,导致金融危机。

三、中国金融风险的防范与化解

      为了化解金融风险,2015年10月中央提出了去杠杆任务,2017年更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作为攻坚任务,重点是防控金融风险。当前,中国金融风险积累和高风险隐患是经济金融周期因素、实体经济结构因素和体制性缺陷叠加作用的结果。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首先是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4] 需要从三个方面采取措施:周期性因素可以通过财政货币政策和加强金融监管来防范化解,体制性因素必须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来防范化解,实体经济结构因素则需要通过经济转型升级来防范化解。

      第一,周期性因素产生的金融风险主要通过需求管理来解决。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相搭配、供给侧管理与需求侧管理相结合和加强金融监管来化解,健全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通过加强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提高流动性和资本要求等方式,防范系统性风险,维护金融体系稳定。第二,体制性缺陷产生的金融风险需要靠改革开放解决。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改革为主线,以实体经济为重点,增加中高端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不断提高产品和服务的附加值和竞争力,实现供需结构的动态平衡,全面提升供给体系质量;推动全面对外开放,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第三,中国经济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在高速增长阶段往往被掩盖或表现得不严重,但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经济内在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问题逐渐暴露出来,且诸多问题最终会归集到金融风险方面。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标本兼治的有效措施是实现经济转型。(1)积极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由规模速度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经济高质量的发展是建立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新发展理念上的发展,以质量为本、效益为先。(2)积极推动经济发展主要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改变过去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源、资本、劳动力等三大传统要素数量的持续增加来实现,转向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驱动、依靠科技创新和组织的体制机制创新来实现。(3)积极推动经济发展由成本、价格优势向综合竞争优势转变。用现代科技改造传统产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现代服务业,提升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不断提高产品和服务的附加值和竞争力,通过创新促进新技术、新产品和新业态发展。通过经济转型,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

注释(略)

(作者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责任编辑:陈景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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